在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委员发言说:“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，今年要继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，平均每100斤提高16元，这非常好，但我觉得还不够，应该每100斤提高50元，我们的政府现在有这个财力。” 

    虽然自1982年起，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11个“一号文件”，力求“惠农利农”，扶持农业发展，但袁隆平认为，“力度还不够大，种粮农民的收入依然相当微薄”。有数据显示: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，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，纯收益仅7.5元。 

    “农民多可怜啊!”袁隆平激动地说，“种地拿不到钱，农民就不种了，种田的人越来越少，粮食从哪里来?”从2010年起，袁隆平走访了湖南的多个县乡和农村，他发现，大量耕地被荒废，甚至被用来作为建筑用地和垃圾场。袁隆平说，粮食价格一旦上涨，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导致整个物价上涨，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。但另一方面，粮价偏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，甚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。 

    袁隆平建议，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，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，保住农民的基本利益，保住耕地，然后再以平价出售粮食，保障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。

    王兴东：学雷锋不能民学官不学

    学雷锋不能“民学官不学”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委员7分钟的发言8次被掌声打断。 

    王兴东说，学雷锋不能搞一阵风，三月刮过一场空，更不能把雷锋搞成政治宣传的“变形金刚”。提倡节约时，说雷锋是艰苦朴素的典型;市场经济来了，又说雷锋也有皮衣和手表。宣传雷锋精神要抱有正常心态，要实事求是，随意的演绎、异化会损害雷锋的形象，让群众觉得不可信，不可信则不可学，不可学则难以常态化。 

    群众对学雷锋的最大疑虑是“民学官不学”，尤其是有些人要求别人学雷锋，自己却以权谋私，牺牲群众利益。学雷锋，关键看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，带头学，拿出行动来。 

    “雷锋不是筐，什么都能装。”王兴东说，宣传雷锋事迹要有正常心、有针对性，学雷锋要从寻常事做起、要干群一心，经常做、公开做。

    何清华：不顾子孙后代的奢侈生活行不通

    “我们没有足够的能源、资源来支撑大办公楼、大活动、大吃大喝……”3月11日上午，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清华委员直言不讳，引起近2000位政协委员的强烈共鸣。 

    何清华举例说:“2010年，南京一个3000人口的村子，村委会居然在328国道边建起了一栋4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!‘天价茅台酒’背后，更反映了三公消费的一些深层次问题。奢侈是社会浮躁的一种表现。奢侈的背后，不知需要多少电力、石油等资源的支撑!目前存在的各种奢靡现象，与现有的经济实力、资源储备极不相称，是不可持续的。” 

    何清华建议，国家必须通过预算管控治理三公消费，加大财税政策调控力度，引导社会富余资金投向实体经济。只有遏制住社会的奢靡、浮躁之风，在勤奋工作、俭朴生活中实现人生的理想和追求，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、长治久安!在8分钟发言里，何清华赢得了5次掌声。

    朱奕龙：将春晚挪到大年初一

    春晚在吸引太多眼球的同时，似乎也弱化了传统年俗，全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委员及其他16名委员呼吁，将春晚挪到大年初一，还除夕真正的“年味”。 

    朱奕龙在提案中说，春晚喧宾夺主，掏空春节人文内涵，导致传统年俗逐渐淡化。他解释说，即使这台晚会中包含了各民族、各地方的特色节目，也是经过加工包装的，一年又一年，越来越趋同。在春晚的冲击下，历史悠久、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正在消失。 

    朱奕龙建议，将春晚挪到大年初一举办，把除夕还给民间。一方面是恢复一部分春节文化传统，另一方面要兼容并包。21世纪的中国春节，理当吸纳各种优秀文化。欧美一些轻松快乐的艺术形式，都可以吸收到传统春节活动当中来。“春节不是看春晚的节日，为了保护春节这个文化遗产，请春晚让让吧。”朱奕龙呼吁道。

    姜昆：管文化的领导要好好学习历史

    “文化大繁荣、大发展，首先是管文化的领导要懂文化，文化领导不懂文化，这是最糟糕的事情。”在3月10日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全体讨论会上，相声演员姜昆委员呼吁管文化的官员要好好学习传统和历史。 

    姜昆说，国家现在提出繁荣文化、文化大发展，这对文化界确实是个机会，但领导文化的人一定要懂文化、懂中国，懂现在还要懂历史。现在很多管文化的领导只是把眼光注视在潮流上，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在一些领导脑子里烙下了深刻印象，可网络上蔑视权威、否定传统的恶意乱搞却成风。“比如毛主席说‘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’，一到网络上，被恶搞成‘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儿子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那帮孙子们的’。” 

    姜昆说，要发展文化，管文化的领导必须对文化的内涵和概念有深刻的认识，树立起一个真正的尊重文化、崇尚艺术的风气。否则，把一些浅显的、通俗的东西当成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，盲目地做大做强，只能导致文化走向庸俗，达不到文化富国、文化强民的目的。

    方新：应禁止餐饮企业使用亚硝酸盐

    全国各地都发生过亚硝酸盐中毒死亡事件。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代表提出，应禁止餐饮企业使用亚硝酸盐。 

    方新说，仅简单地通过网上搜索，今年1月至2月就发生6起亚硝酸盐中毒事件。尽管北京在2000年起就禁止餐饮行业使用亚硝酸盐，但2010年6月依然发生了烩面馆30人中毒事件，2011年4月发生了女童中毒死亡事件。这些事件充分说明，单独一地禁用亚硝酸盐难以奏效。 

    “不法分子可以轻易地从周边地区买来亚硝酸盐，并且这种购买行为是合法的，只是在北京使用不符合规定。如此情形使监管难上加难。”方新称，如此重大的关系消费者生命安全的政策，应该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，严禁任何餐饮服务单位和个人购买、储存、使用亚硝酸盐。有违法使用者，以犯罪论处。

    黄细花：加班费也征个税太不合理

    “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点加班费，都要征税，很不合理!”广东省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代表建议:国家税务总局应该修改规定，将加班费纳入免征个税范畴。 

    黄细花说，个税收入增加如此迅猛，为何还要盯住工薪阶层的辛苦加班费?加班费是八小时之外的额外劳动收益，属于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，不应纳入个人所得税范围。 

    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，加班是工作时间在休息时间中的延伸。比如，在各地新闻媒体里，报社编辑长期需要在夜间和假期上班，全国几乎所有报社都给夜班编辑发放夜班费，对假期上班的采编人员发放假日加班费。这些加班费是他们牺牲个人时间，甚至是自身健康换来的，是报社向他们购买特殊和额外劳动的补贴。 

    “目前我国各行业发放的加班费都属于津贴补贴范畴。”黄细花认为，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和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，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和津贴，是免征个税的。而国家税务总局所作的加班费要征税的决定，显然与国家的有关规定相悖。

    陈华伟：学制太长百姓负担太重

    义务教育9年太短，12年又太长，对此，广东省化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宝安分公司经理陈华伟代表建议，将中小学学制改为十年，小学5年、初中3年、高中2年，并实行10年制义务教育。

    陈华伟说，目前，中小学教育时间过长，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。现在小孩一般在7周岁左右上学，高中毕业时年龄达19岁，大学毕业时已23岁。如果再接受研究生阶段教育，则毕业时年龄会达到26岁，加之现在一部分学生不能按时就业，待他们就业时年龄可能接近30岁。 

    陈华伟说，不仅如此，过长的中小学学制，使老百姓教育负担沉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按目前的物价水平，在农村要培养出一个高中毕业生，家长要支出基本费用8万元至10万元，在城市则要10万元至15万元。他说，这还不包括一些地方高额的择校费。 

    如果能将中小学学制缩短，学校降低了教育成本，家长也减少了教育支出，同时还能带来一系列社会效益，如缓解用工荒、社保压力、解决“剩男剩女”、“啃老族”等诸多问题。

    黄少良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过于散、乱

    “我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过于散、乱，且相关规定过于原则、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性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一部系统、实用、权威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，致使企业社会责任缺位。”中国侨联常委黄少良委员在小组讨论时语调紧迫，他建议国家从立法层面制定《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标准》。 

    从三聚氰胺毒奶粉、苏丹红鸭蛋，到染色馒头、地沟油，食品安全令公众人心惶惶;从医企勾结假药泛滥，到一百多家跨国公司企业在我国19个省市造成环境污染;有的企业数十年将剧毒随意堆放、倾倒，致使周边癌症高发，却年年检查合格……黄少良连珠炮似地陈述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。 

    “这些丑陋的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形象。”黄少良认为，究其成因，与企业盲目追求速度，片面追求业绩，忽视安全生产等有关，更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乏统一标准有关。 

    为此，黄少良委员建议，制定有中国特色的《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标准》，将职业健康、安全、人权状况、慈善，以及利润、税收等都纳入企业社会责任。此外，还要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，专门负责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认证，建立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体系。

    崔永元：最好的方式就是认制度，不认人

    “不要以为是领导就聪明，他们有时候就是比我们想象得笨。”3月9日，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委员在做客人民网手机强国论坛时语出惊人。 

    崔永元说，自己其实是一个喜欢挑刺的人，而挑刺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特征，用挑刺的方式能促进社会更美好。比如说，要解决保障房分配不公问题，他提出两条建议，一是标示出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条件;二是要加强事后追究制度。当追究制度实施后，不符合条件的人是住进去了，但是一定要让他住不稳当，天天做噩梦，天天提心吊胆，一旦被发现了就得把房子退回来，同时其个人诚信也受到影响，负责分配保障房的官员也会受到一定的牵连。目前发达国家就是这么操作的，并且行之有效。 

    “这套方法领导就想不出来吗?”崔永元说，恐怕不是，这其中必定包含着一些私人利益的纠缠。一个节目主持人可能因为分配不公伤害到观众，而一个省长或省委书记的分配不公就会伤害全省人民。所以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认制度，不认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转载自3月20日《检察日报》